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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走向战略化的中国政府事务 ——理论、文化与战略

2018-04-20标签:中国美国商会政府事务年会的发言作者: 远海鹰

在中国美国商会政府事务年会的发言(2018年4月19日)


        只有专业的GA才能提供真正的价值,而只有与时俱进的GA才能提供可持续的价值。作为我们GA人,就要不断地研究,“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又应该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在CPC十九大上,习近平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亲身感受这五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给GA带来什么影响呢?


一、 经济和政治的统一让GA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几乎是1949年后中国前30年和后40年经济建设全部经验的总结。党和国务院机构的关系也经历了党政合一、党政分离和党政融合的曲折道路。这次机构改革,不仅仅是国务院机构的调整,更是党和国务院权力关系的重构,是党的领导进一步融合到国家领导的表现。我们看到,一方面政府在大幅度简政放权,放开放活市场,市场准入更加容易;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更实质性地进入国家领导,政府大大加强了市场准入后的监管,特别是在质量、环保、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风险等方面的监管空前严格,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形成这样一幅图景,中国市场因素逐渐完善,而政党、政府、政策和政治家的因素也在逐渐加强,形成市场和政治两个拳头。这实际上是在要求我们GA人发挥更大的作用,说到底,中国的经济是讲政治的经济,而中国的政治是讲经济基础的政治,不会重犯脱离经济基础和历史发展局限性去讲政治的错误。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政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更加关键的作用,这是中国新时代最主要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呼吁GA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同市场团队一起去赢在中国。我们要从企业经济目标的角度去衡量GA的价值,又要从GA的角度去引导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


二、 建立从点到圈的GR。

        这五年中国党和政府的机构在不断调整,总的趋势是增强各部门间的协调运作能力,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过去孤立的、互不联系的机构如今变成一个个的政策协商圈。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有关部门相互协商并取得最大公约数的结果。过去那种靠死磕一个部门,甚至指望靠疏通关系,找到某位领导来解决问题的时代过去了。事实不断地教训我们,这种依靠个人,从上压下的方法往往弊大于利,甚至后患无穷。在中国大力反腐,建立良性政商关系的新时代,这种迂腐的做法早应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新时代要求我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智库和政府主管媒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为解决问题,不仅要同某个政府部门,而且要同整个政府协商圈内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都建立起专业的机构层面的联系,并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说明我们的诉求,争取将我们的意见变成某个协商圈的共识。


三、 建立从知到行的政策研究体系,引导公司在复杂多变的政策法规环境中前进。

        这五年来,中国政府在不断地根据中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调整着生产关系,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新提法。这些政策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在指导着今日中国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这些政策又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它们将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而改变。从公司HQ的需求来讲,不仅想随时了解发生的新变化,知道中国怎么了;更想知道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这些变化对公司有什么影响,以及在这些影响下,公司应该制定哪些战略战术,以求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保持双赢格局。这是一个从知到行的产业链。一切现成的材料不过是我们GA人反思的素材。我们只有对这些素材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逻辑梳理、进行理论的升华和语言的改造,才能将它们变成供HQ参考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不但要善于用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今天的中国,更要善于用理论的眼光去看透这个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并借此去预料明天的中国。现象人人都可以观察到,感觉到,但要能够给予理论的说明并推导出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应对方案,这就是我们GA人要掌握的科学了。从公司的实际需求来说,工作的重点不在于理解现实的中国,而在于如何更好地协调自身与现实中国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于如何去改变自己和中国的现实,使这种现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营商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先用一道西餐来分析我们GA的价值产业链。



再来解刨我们政策分析这条产业链



        从我们的体会来看,随着中国政府透明度的加大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信息已不再是大问题,真正缺乏的是理论这块。而如果没有理论,即使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难以形成概念,难以在概念的水平上去思考,去沟通,难免陷入产业链的底端。如果我们仅仅提供信息,往往只会进一步制造信息的混乱,而只有理论深度的解读,才能增加HQ决策时的清晰度和确定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是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把锁,如果我们不掌握相应的钥匙,甚至拿的是与之相反的钥匙,如形而上学和自由经济学,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中国的现实政策的。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例.

        中国领导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了矛盾,在诸多矛盾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在需求和供应两个矛盾侧面,供应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搞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以此带动全面深化的改革。这不正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教给我们的辨证唯物主义吗!

        这种从知到行的政策研究正是我们GA人工作的核心重点。


四、 把握中国文化,建立多方位,多渠道,多层 次的有效沟通机制。

        GA行业从一开始就突出了本地文化的重要性。公元前5世纪西方雅典出现了GA,被称为智人,几乎和战国时期的称呼相同。他们的共同点是在通晓本地法律、风俗和文化的基础上去掌握说服人的技巧,而最聪明的智人是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因此从加入这个行业起就开始了不知之知的文化学习之旅。比如,中国文化讲辩证地看问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后发制人。比如在看待自己和别人的进步时,连最基层的中国士兵也善于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既不会全面肯定,更不会全面否定,他们更善于看人长处,记人好处,帮人难处。中国近40年的现实是前进中的不足,是发展中的困境。我们同中国政府的沟通,就是要在肯定中国前进与发展的同时指出不足,特别重要的是探讨如何携手合作,共克时艰。通过对话,达成理解和共识,一起向前走。一味抱怨是不会起任何积极作用的。这正是“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至于对中国施压,更是只会起反作用。


五、在改革开放的全球化进程中将中国的GA实践逐渐战略化。

        中国今年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中国人为什么冒死也要改革呢?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太穷了。那为什么现在富裕了还要坚持改革呢?又是一句话,保卫胜利果实。马克思说:“为了不至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人们在他们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产生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某些社会形式。但如果人们妄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生产关系保存下去,他们就会丧失这一切果实。”为了永远富下去并强起来,我们就不得不改变。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内在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也认识到,改革也是革命,是事物内在的能量冲破它外在的结构和法则的束缚。如改革开放40年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冲破了计划经济狭窄的外壳。这种冲破是生产力的自然法则,因此改革开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大趋势,正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由于在改革的进程中充满了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矛盾,导致运动的过程是曲折的,充满了偶然性。中国的未来一定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在这种充满偶然性的历史曲线中前进。在这种复杂曲折多变的环境中,我们GA人坐在自己公司,一定要善于用变化的、联系的、全局的、辩证的观点,用万物相通的眼光去看世界,不但要熟悉自己的产业和外资政策,也要了解它们深藏的中国政治经济背景,还要从全球的眼光来看本产业的发展。我们不但要洞悉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预判中国的明天。这正是:谋全局者方能谋一域,谋万世者堪可谋一时。
        孟子说:“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就是说要通过自己的明白去使别人明白。这八个字实际上是描述了一条微笑曲线。在曲线的一端是自己要明白,这里有两个角度,即历史角度和理论角度,这是“明白”的长度和深度。在自己明白的前提下,就要在曲线的另一端发力,要用HQ能听懂的语言和接受的方式将我们的明白变成HQ的明白。这里固然有文化问题,但也有理论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但说服HQ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HQ能在明白的基础上,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和语境去同中国政府沟通,这是其二。这就需要我们帮助HQ去了解中国文化。
        经过五年的发展,中国的GA在新时代下已从政府关系的操作层面逐渐进入到公司决策核心的战略层面。与时俱进的中国GA人一定能在专业化的基础上,经过刻苦的理论和文化修养,将中国的GA实践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为本企业在中国的双赢发展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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